蚩尤比殺死他的那位帝王更古老，而他登場的方式，不是一則故事裡的反派，而是一段論證中的成因。《尚書》是中國最古老的經典；它論刑罰的一章，開篇便交代惡行從何而來：
蚩尤惟始作亂，延及于平民，罔不寇賊，鴟義，奸宄，奪攘，矯虔。
依古時的訓誥：蚩尤是第一個製造禍亂的人，禍亂蔓延到平民之中，於是人人淪為劫掠與殺戮之徒，行事如鴟梟一般凶狠卻自以為是，成了奸宄之輩，強奪竊取，欺詐橫暴。 — 《尚書·呂刑》；白話語譯：本站
順著這一章的邏輯讀下去，就明白他為何要緊。正因為蚩尤造出了亂，刑罰才不得不被發明出來；再往下幾行，五種肉刑就被一一列出。法是他的下游產物。他不只是名冊的敵人——他是名冊之所以存在的理由。
《史記》給出了那場戰役，卻抽乾了其中的神異：「蚩尤作亂，不用帝命」，接著便是徵師諸侯、戰於涿鹿之野。司馬遷記錄它的筆法，與記錄一次漢代的征討並無二致，而這份平淡正是關鍵。他略去的材料，在別處喧囂得很：八十一位獸身、銅頭、鐵額、食沙石的兄弟；金屬兵器的發明；濃到能讓兩軍在其中彼此走失的大霧，最終只能靠一輛在混沌中仍能守住方位的指南車破解。
《山海經》對同一場戰爭，保存了一份古怪得多的記錄——其中黃帝並沒有親手殺人：
應龍已殺蚩尤，又殺夸父，乃去南方處之，故南方多雨。
應龍殺了蚩尤之後，又殺了夸父，於是離去，住到南方，所以南方多雨。 — 《山海經·大荒北經》；白話語譯：本站
一則關於地域降雨的成因說明，掛在一條再也飛不回天上的戰龍的疲憊之上。同一場戰事，《史記》歸檔為天命的移轉，這裡卻是一份氣象報告。
他的身後之事更為離奇。一個為了替黃帝的天命作註腳而被引入的角色，後來竟被歷代帝王當作戰神來祭祀——漢朝的開國者出征前便向他獻祭，也就是說，國家向「叛亂」的化身獻祭，以求鎮壓叛亂。而在今日，苗族與中國南方的部分族群奉他為祖先：在那種敘述裡，他們正是涿鹿戰敗一方的後裔。同一則故事，既充當秩序的憑證，又充當那些被強加秩序者的記憶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