蚩尤比杀死他的那位帝王更古老，而他登场的方式，不是一则故事里的反派，而是一段论证中的成因。《尚书》是中国最古老的经典；它论刑罚的一章，开篇便交代恶行从何而来：
蚩尤惟始作亂，延及于平民，罔不寇賊，鴟義，奸宄，奪攘，矯虔。
依古时的训诰：蚩尤是第一个制造祸乱的人，祸乱蔓延到平民之中，于是人人沦为劫掠与杀戮之徒，行事如鸱枭一般凶狠却自以为是，成了奸宄之辈，强夺窃取，欺诈横暴。 — 《尚书·吕刑》；白话语译：本站
顺著这一章的逻辑读下去，就明白他为何要紧。正因为蚩尤造出了乱，刑罚才不得不被发明出来；再往下几行，五种肉刑就被一一列出。法是他的下游产物。他不只是名册的敌人——他是名册之所以存在的理由。
《史记》给出了那场战役，却抽干了其中的神异：「蚩尤作乱，不用帝命」，接著便是征师诸侯、战于涿鹿之野。司马迁记录它的笔法，与记录一次汉代的征讨并无二致，而这份平淡正是关键。他略去的材料，在别处喧嚣得很：八十一位兽身、铜头、铁额、食沙石的兄弟；金属兵器的发明；浓到能让两军在其中彼此走失的大雾，最终只能靠一辆在混沌中仍能守住方位的指南车破解。
《山海经》对同一场战争，保存了一份古怪得多的记录——其中黄帝并没有亲手杀人：
應龍已殺蚩尤，又殺夸父，乃去南方處之，故南方多雨。
应龙杀了蚩尤之后，又杀了夸父，于是离去，住到南方，所以南方多雨。 — 《山海经·大荒北经》；白话语译：本站
一则关于地域降雨的成因说明，挂在一条再也飞不回天上的战龙的疲惫之上。同一场战事，《史记》归档为天命的移转，这里却是一份气象报告。
他的身后之事更为离奇。一个为了替黄帝的天命作注脚而被引入的角色，后来竟被历代帝王当作战神来祭祀——汉朝的开国者出征前便向他献祭，也就是说，国家向「叛乱」的化身献祭，以求镇压叛乱。而在今日，苗族与中国南方的部分族群奉他为祖先：在那种叙述里，他们正是涿鹿战败一方的后裔。同一则故事，既充当秩序的凭证，又充当那些被强加秩序者的记忆。
